郑永年:中国政治经济模式及其未来

发布日期:2019-06-02 来源:网络整理 浏览量:
  • 和西方近代政治经济分离模式不同,东方文明尤其是中国演化出了另一类政治和经济的关系。中国文明从来没有在知识层面把经济视为一个独立领域,在经验层面,经济也从来不是一个独立领域。经济活动从来就被定义为政府责任的内在部分,政府把推动经济发展作为己任,同时也从这个过程中产生政府的统治合法性。

    尽管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在不同历史阶段表现形式不同,但经济活动是政府的责任这一政治经济哲学,从古代到当代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在社会层面,老百姓的文化心理,直到今天仍然对政府的经济责任抱有高度认同。

    确切地说,在东方,经济从来就是国家治理的一个有效手段。在中国最重要的经济文献《管子》中,首篇“牧民”就论述了经济对国家治理的重要性。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尽管有不同看法,但对政府的经济角色并无异议,在这方面各派之间不同的,只是政府和经济的关系有多深的关系。自汉代的《盐铁论》以降,中国基本上对政府的经济责任,及其政府如何承担这个责任有了共识。

    西方近代以来,很多学者把中国视为“水利社会”,进而把“水利社会”视为中国传统专制主义(东方专制主义)的经济社会根源。这是单纯从近代西方经验出发的,因为正如本栏上周所讨论的,自近代以来,西方走了一条政治和经济分离的道路。“水利社会”仅仅是中国政府经济责任的表现之一。

    今天,西方把中国看成是“国家资本主义”。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如果人们梳理一下从汉朝到当代中国的经济形态,就会发现中国几千年来“吾道一以贯之”,存在着一个比较有效的政治经济体制。人们叫它“资本主义”也好,叫它“市场经济”也好,中国一直以来至少有三个市场共存(或者有三层资本)的大结构。顶层永远是国家资本;底层都是自由民间资本,像今天的中小企业;还有一个中间层,就是国家跟民间互动合作的这部分。

    在这个结构中,有些领域主要关系到国民经济主柱的领域,国家一定要占主导地位,但是大量的经济空间要放给民间自由资本;同时在中间层,政府和民间资本积极互动,有合作也有竞争。通过三层资本结构,政府维持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平衡,履行经济管理的责任。

    在中国那么长的历史中,只有四个比较短的时期走了极端,变成了经济国家主义化,即国家完全占了主导地位,市场被有效扭曲甚至被消灭。第一个就是两汉之间的王莽改革时期,第二个是宋朝王安石变法时期,第三个是明朝朱元璋的改革,第四个就是改革开放前那段时期。

    在这四个时期,国家跟市场完全失衡,偏向了政府。除了这四个时期以外,中国的国家跟市场基本上都是相对平衡的。不过,应当指出的是,即使是在这四个时期,政府的出发点仍然是更有效的经济管理或者更快的经济发展。

    这三层资本共存的结构也决定了,在中国,市场一定要服从国家治理规则的规制。市场存在着,但不是西方早期资本主义那样的完全自由市场,而是被规制的市场。近代以来,西方的市场尽管也是被规制的,但基本上还是资本占据主导的市场,即使政府也要服从市场原则。

    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最好的经济学著作就是《管子》。如果要解释中国经济几千年的经济历史,《管子》比西方任何经济理论都有效。例如,西方经济学讲供需关系,但供需主要是靠市场调节。后来的凯恩斯主义有点不一样,即强调政府在这一过程中也要扮演一个角色,但市场仍然是主体。《管子》不讲“供需”,而讲“轻重”,但调节“轻重”的角色便是政府,而非市场。

    近代以来,面临来自西方的挑战,中国各方面快速转型。但在很长的时间里,至少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要解决的是“国家与革命”的问题,而非“国家和发展”的问题。这个顺序并不难理解,因为只有确立了政治秩序之后,经济发展才能提到议事日程上来。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等把政治秩序置于优先地位的主张,即使放在中国的背景中也不难理解。

    近代以来,在解决“国家与革命”问题上,中国各派政治力量都有自己的主张,但日后的经验证明,中国共产党是成功的。这个关键便是中共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列宁的《国家与革命》要解决的,便是在落后国家如何通过革命,确立一个新的政治秩序的问题。毛泽东一代革命家通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把列宁的学说成功应用到中国革命上,在和各种政治力量的斗争中胜出,确立一个新的政治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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