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元朝统治者对宗教的态度变化

• 通过元朝统治者对宗教的态度变化
  
  在中国封建时期，很多国家朝代在面对宗教问题时总会持有一种相同的看法，那就是宗教必须服务于政治。鲜卑时期的灭佛行动是因为佛教的发展影响了国家税收和土地政策，唐代高祖的崇道，武则天的崇佛都是为了稳固自身的统治。
  
  统治者们往往会借助宗教中神话人物宣言自身帝位的合法性，但是对于元朝，或者说是成吉思汗时期的蒙古国开始，宗教却不能说只是服务于元代的政治统治。
  
  蒙古人早在成吉思汗成立蒙古国之前，就有着自己的信仰，他们崇拜的是以自然为主要内容的萨满。萨满一词最早见于南宋时期的《三朝九盟会编》中：“兀室奸猾有才,……国人号为珊蛮。
  
  
  
  珊蛮者(即萨满的异译)，女真语巫妪也，以其通变如神。”早在成吉思汗建立蒙古之前，萨满教就已经盛行于草原了，蒙古的牧民对萨满的巫术和占卜都是盲目崇拜的，就连成吉思汗，在很长一段时间中，对于萨满也是言听计从的。
  
  直到元朝建立，蒙古人信仰的核心仍旧离不开萨满的影子，而宗教虽说并不完全服务于政治，但是元朝的统治者对于宗教的态度中也难免会带有功利色彩，毕竟对于元朝来说，横跨欧亚大陆的帝国，不仅种族多样而且信仰也不同，那么元朝的统治者为了保障统治的基础，也一定会利用宗教来达到稳固统治和缓和政治矛盾的功利色彩。
  
  
  
  一．蒙古时期的萨满发展状况以及其他宗教的发展
  
  1. 萨满的兴起以及在蒙古和元的地位
  
  在上文中提到，萨满早在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国之前就早已存在，并且存在的历史极为久远，即便在今天的北方我们仍旧可以看到萨满的影子，在萨满教中的核心观点是信仰“长生天”，“长生天”是世界的主宰。
  
  在蒙古人的认知中，长生天没有具体的形状，它可以是万事万物。即便是在当时来看，蒙古人信仰的萨满也是一种极为原始的信仰，相比于佛教，道教等等，他们有着自己具体的形态甚至有着内部的等级制度，而蒙古人信仰的萨满却只是一个单纯的抽象概念。
  
  
  
  对于成吉思汗成为蒙古主宰，正如后世人们所说的，蒙古帝国是“建立在马背上的帝国”，这离不开成吉思汗以及他的追随者们英勇战斗的结果，但同时一些萨满和巫师也对成吉思汗登上宝座起到了很大的辅助作用。
  
  在成吉思汗麾下有着一个名为阔阔出的通天巫，他曾在1206年为蒙古帝国皇帝成吉思汗加冕，而有史实也记载，铁木真获得的成吉思汗称号也正是出自阔阔出之手。
  
  对待阔阔出，成吉思汗的态度十分谨慎，因为抛开他建立的功业不谈，成吉思汗也是一个地道的蒙古人，也信奉着萨满”长生天”，在每次的征战前，成吉思汗都会向“长生天”进行祈祷，这也就导致成吉思汗对待阔阔出在某些地方做出妥协让步。
  
  
  
  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当神权开始获得王权的让步时，两者也就势必会产生冲突，阔阔出为首的兄弟抢夺了成吉思汗的亲弟弟合撒儿的牧民，甚至殴打了合撒儿。弟弟的控诉和妻子孛儿帖的提醒让成吉思汗意识到自己的地位受到威胁，从而铲除了通天巫阔阔出，转而任命另一位本分可靠的人担任大萨满。
  
  在勒内·格鲁塞的《成吉思汗》中成吉思汗对新任命的大萨满这样说道：“依蒙古之制，素有别乞（大萨满旧有称号）官之道。别乞之位高于其余所有贵人。兀孙老人今可为别乞官！彼当衣白衣，乘以白马，坐于上座而受官民之敬仰，行祭祀，说讲年月之吉凶。”
  
  
  
  从中可见，即便遭受阔阔出事件后，成吉思汗对于萨满教和大萨满的尊敬仍旧不减就可以得知，对于萨满教在蒙古人心中神圣的地位。
  
  等到了元朝的建立，蒙古人心中对于萨满的信仰仍旧未变，看似是佛教，道教被蒙古人所追崇，尤其是佛教，更是被蒙古人广泛信仰，但实际上，蒙古人所看中的只是佛道中念咒、祈祷、符篆、巫术、占卜等与萨满仪式较接近的内容。
  
  事实上元代蒙古人之所以信仰佛道是因为萨满中传统的萨满信仰和朴素的功德思想在内心深处发挥着作用。等到元代灭亡，蒙古人回到漠北，对于佛道的信仰就如同冰雪一般消失在浩瀚的草原上。
  
  
  
  2.其他宗教在元代的发展状况
  
  在元代，不同的宗教被赋予了平等的权力，他们得以在广阔的疆域内被广泛的传播，就比如中国本土的道教，不断衍生出不同的教派，并且不断涌现出著名人物，比如王重阳，丘处机和李道纯等等。甚至在成吉思汗时期，道教领袖丘处机受到成吉思汗邀请前往蒙古为成吉思汗进行讲解，并被成吉思汗所尊重。
  
  而对于佛教，在元代有着不同的种类包含了藏传佛教和汉化佛教，元代佛教大盛，其中汉传佛教中最为盛行的便是禅宗，但是对于元朝统治者和贵族们来说，影响最为深远的却是藏传佛教。西藏佛教又被称为喇嘛教，他们自七世纪从印度传入并不断演化，彼此分裂整合。而让藏传佛教走向鼎盛的便是帝师八思巴与忽必烈。
  
  
  
  八思巴才华横溢，学识渊博，被忽必烈所器重。1270年，因八思巴创造蒙文有功，被授予“帝师"称号，而在皇室之中，很多人皇族拜帝师为徒从而推动藏传佛教在元代的发展。而除了佛道两教，包括穆斯林，基督等等，都在元朝统治时期得到了发展，蒙古统治者给予了这些宗教极大的宽容态度，允许他们传播自己的思想，也因此，元代宗教的发展迎来了春天。
  
  二．从宗教政策态度的变化上看其政治上功利色彩
  
  1.元代建国前后宗教政策背后的政治目的
  
  元代建国前，成吉思汗推行在保留原本萨满教的同时对外来宗教平等对待，在《多桑蒙古史》中记载：“成吉思汗命其后裔切勿偏重任何宗教，应对各教之人待遇平等。成吉思汗认为奉把之神道与夫崇拜之方法毫无关系。本人自信有一主宰，并崇拜太阳，而遵从珊蛮教之陋仪。”这一政策自订立之初就被很好的执行。
  
  
  
  金末元初之时北方战乱，乱世的时候百姓就会寻找精神的寄托，因而北方道教逐渐兴盛起来，成吉思汗看到宗教的作用，因而派人邀请了当时道教领袖丘处机来此传道。
  
  自此道教受到蒙古统治者的尊重，而丘处机则借用双方互相依靠的关系，在蒙古人劫掠百姓时多次出手救下百姓，这使得更多百姓开始信奉道教。而蒙古的统治者则通过宗教实现了控制百姓的意图。至此以丘处机为首的全真道教兴盛，在元代初期广泛的发展。
  
  而到了元代建国以后，面对更多的人种和众多的信仰蒙古统治阶级开始寻求一种新的政策，那就是等级制度，将人分为四种等级，蒙古人，色目人，汉人以及南人。同时虽然仍旧允许宗教在疆域内的发展，统治者们又采用分化的方法利用宗教上的矛盾来削弱彼此的力量从而保障统治阶级权力的稳固。
  
  
  
  而其中的代表就是以佛教压制道教，以藏传佛教压制汉地佛教。在上文中提到的帝师八思巴就是利用藏地佛教压制其他宗教发展的典型。
  
  而压制道教的方法就是借助佛道之辩取代道教之首的位置，加大道教和汉地佛教之间的冲突，以及通过统治阶级信仰藏地佛教带动藏地佛教的普遍流行。《元史译文证补》卷29记载：“虽亦以儒术饰治，然帝师佛子，殊宠绝礼。百年之间，朝廷之上，所以隆奉敬信之者，无所不用其至。”
  
  但是由于元代疆域之广信仰种类不同，仅仅依靠佛教仍旧不够，加上元代海洋贸易兴盛，越来越多不同信仰的人在这里聚集，使得元代对任何宗教都能以礼相待，只要是能够帮助他们稳固统治，教化百姓的，都会大力提倡给予优待。
  
  
  
  2. 元代宗教政策的影响
  
  对于利用宗教政策，自然是好坏参半，首先积极的影响就是实现了元朝以来统治者借此稳固统治，实现了自身带有政治功利色彩的民族政策，同时也促进多民族的不断融合，推进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
  
  其次，由于大量修建寺庙，出现了以寺庙为首的寺院经济，这成为实施宗教政策的另一个突出好处，当寺院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寺院可以代替官府对出现灾难和困难的民众进行救济，实现了社会的稳定发展。另外文化的传播与发展也依托于宗教文化，大航海时代除了金钱的推动还有就是传教士们的热情传教，因而有力的推动中国文化多方位的发展。
  
  
  
  但同时，支持佛教，使得僧俗有别，不同的对待使得公平的天平倾倒，过分的推动佛教发展使得佛教有了干预朝政的可能，历代皇帝拜佛教为帝师，使得佛教集团政治权利不断上升与世俗权力相互影响，而干预世俗权力就会导致国家法律的尊严被践踏。
  
  其次对于寺院的宽容优待，百姓纷纷将田地交给寺院，为寺院纳税，从而导致国家财政枯竭，而统治者加大百姓赋税，就会导致经济循环的不断恶化最终导致叛乱的出现。
  
  三．结语
  
  元代宗教政策的出现不仅仅是蒙古自身对于宗教狂热的信仰，更是源自他们对于维护广大疆域，稳固政治统治的一种功利性的需求，元代宗教政策与其他朝代政策有所不同，却也有着其他朝代政策的影子。
  
  
  
  我们不能光看到宗教政策推动了多民族文化的融和发展和政权的稳固，更应该看到其对于国家法律被践踏的危害和百姓生活的苦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