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中国化”的义理

发布日期:2019-08-04 来源:网络整理 浏览量:
  • 无论从整个中华文明史、中国思想史来看,还是专就中国宗教史、中国宗教现状而言,我们都可以说,“宗教中国化”并非一个新的概念或命题,而是一个弥久且常新的课题或使命。中国现有的五大宗教,只有道教是土生土长的,而佛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教,起初都是在中外文化交往或相遇的漫长过程中陆续传入的。这些“外来的宗教”不但从一开始便面临着中国化的艰巨课题,而且要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变迁不断地践行这一历史使命。一言以蔽之,“宗教中国化”,可谓所有的中国宗教,包括业已扎根中华文化土壤的诸种外来宗教理应追随的历史常规与发展方向。

    三重义理与根本认同

    “宗教中国化”主要内含三重义理,即真正融入“中华文化、中华民族和中国社会”。这“三重融入”,其理论内涵就是国际学术界在全球化时代所深切关注的“文化认同”“民族认同”和“社会认同”。就这“三个认同”的逻辑关系而论,“文化认同”又被视为“最高的认同”或“根本的认同”。这也就是说,若不从根本上落实“文化认同”,“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社会认同”等便无从谈起。

    在国内学术界,常有学者把“认同问题”主要看成是不发达国家或地区、弱势的种族、民族、阶层或社群等在全球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下所遭遇的挑战。其实,这种看法较为狭隘或偏颇,因为它未能意识到“认同问题”已成为“一个全球问题”,即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所有的国家、民族和其他社会形态均需“重新认识自我”、重新回答“我是谁”这一根本且永恒的哲学问题。

    从国际理论界来看,“认同问题”在冷战结束后日渐成为研讨热点甚至争论焦点,其话语分量不可轻视。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1927-2008年)所提出的“文明冲突论”,就立论于“文化认同”问题。其解释思路大体如下:随着冷战的结束,全球政治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多极性、多文化的”,即演变为“一个由七、八种文明构成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超级大国竞争”已被“诸种文明冲突”所取代,因为人类史就是文明史,一种文明形态就是“一个最大的文化实体”,它对人类来说可谓“终极的部落”或“最高的文化归属”,这就使属于不同文明的国家或集团时常处于“对抗关系”;因此,后冷战时期,文明的冲突将对世界和平构成最大的威胁,防止世界大战的可靠保障则在于“基于文明而重建的国际秩序”。

    亨廷顿还指出:“国家认同危机”已成为“一种世界现象”,人们主要是以“文化认同”来重新“认识自己”、界定“敌我关系”;重温美国历史的第一页,美国是作为一个“新教社会”而建立的,至今仍是一个“基督教国家”,所以对美国公民来说,无论其肤色如何,都不能不从根本上认同美国文化传统及其核心价值观。

    “认同问题”,尤其是“文化认同”研究,对于我们反思“宗教中国化”具有理论启发意义。当然,我们不能照搬别人的理论,更不能盲从他国的话语,而是要扎根中国文化,立足当今国情,深入研究。

    “宗教中国化”与世界宗教史规律

    研究宗教现象或讨论宗教问题,首先要认识并遵循宗教存在与发展的普遍规律。从世界宗教史来看,千百年来几大世界性宗教之所以能够广为传播,其首要条件或前提即在于:它们均能适应不同的文化、民族和社会境遇,并以不同的方式来实现本土化、民族化与处境化。

    当代最具批判精神的天主教神哲学家、《全球伦理宣言》的起草人汉斯⋅昆以宗教对话与文明对话的开放观念来重新反省“宗教本土化”的必要性与重要性。《世界宗教寻踪》是年逾古稀的汉斯⋅昆为拍摄大型电视纪录片而撰写、历经数年完成的书稿。这位博识世界宗教历史与现状的天主教神哲学家,在多个章节里一再反省了基督宗教的本土化问题。而对中国读者来说,最感兴趣的自然是汉斯⋅昆关于“基督宗教中国化”的看法。汉斯⋅昆的确很重视这个问题,更有更犀利的论点。他对基督宗教在华传教史的两个关键时期进行了深刻反省。

    关于明末清初天主教的传入及其结局,汉斯⋅昆指出,这一时期天主教传教活动的失败,首先要归罪于罗马教廷。1704年,教皇克莱门十世颁令,要求中国信众彻底放弃中国传统礼仪,不能祭祖、祀孔,不能用中国传统概念“上帝”或“天”来称谓天主教的“天主”,否则将被开除教籍。这其实就是说,无论是谁,只要他想保持基督徒的身份,或想成为基督徒,就首先必须放弃“做中国人的权利”,而这种做法也正是那个自以为代表天意、绝无谬误的机构所犯下的最严重的错误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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