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时期宗教还应该存在

发布日期:2019-05-24 来源:网络整理 浏览量:
  • 访谈人:牛牧、刘晶

    胡景钟简介

    胡景钟,男,1926年11月生,广东番禺人。1950年春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政治系,后在沪江大学、华东行政委员会高等教育局工作。1954年至1956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研究班进修,获硕士学位。1956年起在复旦大学任教。1991年初晋升为教授。胡景钟历任复旦大学哲学系逻辑学教研室主任、宗教学研究室主任、系副主任、系主任、校教务处副处长、校长办公室主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七五”规划)哲学评审组成员、上海哲学学会理事、上海宗教学会理事、上海市第一届和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访 谈

    :您是怎么到复旦任教的?在您的努力下,哲学系成为国内率先开设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宗教课程的学校,请问当时是出于怎样的考虑?在实际开设过程中,遇到过什么困难?

    :我1956年分配回复旦大学哲学系担任教学工作。教了两年马列主义哲学,我们书记就跟系主任商量,说现在逻辑学教研室缺人,胡景钟你是地下党员,又有工作经验,在沪江大学做过秘书,你可以在逻辑学教研室一面教课,一面管管逻辑学教研室的工作。我说好的,党员要服从组织统一安排,就去教了两年逻辑学。

    1964年毛泽东经过上海,找他的老朋友、老同学、历史学家周谷城,文学家刘大杰等人去锦江小礼堂聊天。毛泽东就问你们复旦有没有开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三大宗教的课程?他们吓了一跳,因为我们共产党员是无神论者,我们学校搞马列主义,怎么好开宗教课?他们说没有,毛泽东就说,你们复旦应该开设三大宗教课。当时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也在座,回去以后就跟复旦党委书记说,叫复旦哲学系开设三大宗教课,党委书记就找我们哲学系系主任胡曲园,我那个时候已经是副系主任了,所以我们开课其实是毛泽东叫我们开的,不然我们自己是不敢开的。1965年“文革”前夕,我们开始开三大宗教课,我当然很积极,因为我对这个最感兴趣,毕竟是从教会学校出来的。我做组织工作,请人家来讲。后来开了一年多,“文革”就开始了,“四人帮”要批判,说你们开宗教课宣传“唯心论”!我们那时候也不敢说是毛泽东叫我们开宗教课的,不然是诬蔑,毛主席怎么会叫你们开宗教课?!实际上毛泽东确实说过,我们只能讲有原因、有根据。三大宗教课在“文革”中停了一段时间,到了“文革”后期,毛泽东批示建议加强研究外国的工作,认为应该研究宗教。于是我们就有根据了,所以“文革”后期我们就继续开三大宗教课。基督教方面我们就请原来上海圣约翰大学教授徐怀启,他这方面修养很好的;佛教方面请的是严北溟先生,他是搞中国哲学史的,在佛学上也是很好的;伊斯兰教就请上海伊斯兰协会会长伍特功,我们就这样开了这三门课。在开基督教课的过程中,外哲史尹大贻老师跟上海的基督教教会很熟,我们就先请他讲基督教思想史,我就去听,之后就用他的教材接手开了基督教思想史。现在我们系俞吾金教授、吴晓明教授,当时我就给他们上这课。

    “改革开放”后,在我做哲学系主任时请了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国教授来讲学,那时候谢希德校长因为是留学生,所以对国外很了解,对我们请来的教授很重视,每次来时都请他们吃顿饭,走时也请他们吃顿饭。我的英文当时不是很好,虽然是教会大学出身,但因为解放后就不准讲了,所以英文虽然可以交流但总觉得有困难,当时有的研究生英文比较好,我们就一起接待。谈话过程当中我就想他们国家为什么稳定?靠什么思想来指导他们的社会?在和他们谈了以后,我得出一个结论,西方社会主要靠三种思想来支撑:第一就是爱国主义思想。我出国不少次,感觉外国人的国家观念很重,他们每一个饭店都有国旗,加拿大的是枫叶旗,美国的是星条旗,爱国思想根深蒂固。第二,他们的道德规范也很严格,我发现道德就是宗教。比如美国总统就职,就是一个圣经摆在手边宣誓。法庭那里也有圣经,就是你一定不要撒谎。所以我对宗教有了自己的看法,你问我宗教是什么?我说很简单,宗教就是披着神秘外衣的道德说教。宗教都是教人做好事,不让做坏事,世界三大宗教都是如此,宗教对他们国家的稳定很重要。第三,就是法律。他们很讲法律,你看有什么事情,都是你先找我律师谈。所以后来我就概括为“三师”:教师(爱国主义)、牧师(伦理道德)、律师(法律)。后来我跟外国教授讲你们是不是主要依靠这三种思想?他们认为概括得很好。

最新新闻
热门新闻

中国健康世界网 All Rights Reserved 赣ICP备06006962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