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世界文学的激流，译者要怀着虔敬

• 王杨：李老师，您大学学习的是英语专业，毕业之后曾经做过报纸和杂志的记者编辑，还曾经担任商务部的培训教授，1972年开始发表作品，写过小说，后来又走上了文学翻译的道路，能具体谈谈您是怎样和文学以及翻译结缘的吗？

  李尧：1962年我16岁时考到内蒙古师范学院外语系英语专业，从ABCD开始学英语。和现在恨不得刚会说话就学英语的年轻人相比，“起步”太晚。但我读书时非常用功，仗着记忆力好，4年间，读了不少英文原著和从别的文字翻译成英文的世界名著。比如雨果的《悲惨世界》、列夫·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阿·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甚至巴金的《家》。我还有意识地对照这些著作的中文译本或者中文原著，逐字逐句研究，获益匪浅，为日后从事文学翻译打下了比较坚实的基础。我这个人有点好高骛远。大学三年级，我试着从英文版将俄罗斯作家柯罗连科的短篇小说《灯塔》译成中文，不是为了发表，只是觉得好玩。我1966年大学毕业，1968年开始工作，当记者、编辑。虽然英文没有派上用场，但我喜欢这一职业。因为我自幼喜欢文学，从小就立志当作家。在我的心目中，记者、编辑离作家只有一步之遥。为了圆自己的作家梦，我总是积极地到牧区、农村、工厂、部队采访，体验生活，与当时的英雄人物如龙梅、玉荣近距离接触，有意识地从他们身上学习优秀品质。看到自己写的文章（包括社论）变成铅字，在报纸上发表，我心里充满喜悦。1972年，为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30周年，内蒙古乌兰察布盟成立了一个文学创作组。我有幸被选中，离开五七干校，在安柯钦夫先生（曾任内蒙古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理事）的带领下，走上文学创作道路。我写中短篇小说、散文、报告文学，1975年到1976年还完成了一部长篇小说的创作，其中多部作品获自治区文学创作奖。1986年，我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圆了儿时的“作家梦”。但我时刻记得自己是英语专业的学生，丢掉辛辛苦苦学来的英语，就是丢掉最宝贵的青春岁月。因此，我在完全没有“语言环境”的情况下，坚持学习英语。从1968年离开学校到1976年“文革”结束，即使在最艰难的日子，我也仍然与英语为伴。英文版《毛泽东选集》和《毛主席语录》是我在“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期间最好的教科书；从“学习班”到五七干校之后，我利用劳动间隙，读完了英文版《约翰·克利斯朵夫》。1980年，我的第一本译作《一路雷霆》出版，实际上，早在1970年我就完成了主要篇章的翻译。当时并没有想到文学翻译将成为我奉献一生的事业，只是出于一个朴素的念头：不要把英语忘了。

  　　我真正有目的地开始文学翻译是在1978年。改革开放的春风让我心底理想的种子发出新芽。面对滚滚而来的新文艺思潮，我一方面想努力写出好作品；另一方面有一种强烈的冲动，希望把外国文学作品介绍到中国，填补十年甚至几十年来我国在英美文学译介方面的空白。但当时我手头资料奇缺，只能从念大学时节衣缩食买的几本旧书中寻找可以翻译的材料。1979年，我在《青海湖》第一期发表的译作《梦星空》译自美国1912年出版的The World’s Greatest Short Stories。随后发表的《航海》《鬼新郎》译自1901年美国出版的IRVING Sketch Book by Washington Irving。这两本现在供在我书架最高处的百年老书，虽然解了燃眉之急，但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我当时很苦闷，不知道路在何方。硬着头皮给素未谋面但敬仰已久的王佐良教授写了一封信，希望得到他的帮助。我只是抱着试一试的心理，并不指望先生能够回信给我，因为王佐良先生是名满天下的大翻译家，而我只是远在内蒙古的一个无名小卒。没曾想，我很快收到王先生的回信，他还给我寄来美国著名作家斯坦贝克的两个短篇小说《紧身甲》和《小马驹》的复印件。王先生在信中鼓励我在文学翻译的道路上坚持下去，还告诉我怎样通过图书馆“异地借书”。王佐良教授的信对于我是极大的鼓励。我暗下决心，绝不辜负他的希望，很快将这两个短篇小说翻译发表。8年后的1988年，我和王教授第一次在北京外国语大学见面，提及此事，他还依稀记得。他一生中不知道帮助过多少像我这样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

  　　在文学翻译的道路上，我不只得到王佐良先生的帮助，还得到许多老一代翻译家的支持和鼓励。傅惟慈先生知道我无书可译后，把他手头的《人猿泰山》一书寄给我让我翻译。我特别珍惜这个难得的机会，夜以继日地阅读翻译。译好之后，当时作家出版社的编辑崔艾真和我一起骑车到白家庄董乐山先生家，请他为译本写序。董乐山先生欣然命笔，在序中说：“在我国，虽然早在30年代就有了《人猿泰山》的译本，但译文质量粗劣，而且早已绝版。现在重新翻译出版，我们稍加领略，就会发现它集写实、推理、冒险、科幻于一炉，是一百年前非洲丛林的风俗画、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世态画，也是一部浓缩了的人类进化史。”董先生的序言无疑也是对我翻译的肯定，对初出茅庐的我意义可谓大矣。该书很快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印了10万册，这个记录在我的“翻译史”上，至今未能打破。之后，董乐山先生还将我翻译的《收藏家》推荐给漓江出版社的刘硕良先生，使其顺利出版。该书后来又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和台湾可筑书房再版，为我赢得赞誉。在我初学翻译的日子里，老一辈翻译家就是这样无私地帮助我，让我难忘。我至今珍藏着叶君健、孙绳武先生写给我的信，珍藏着董乐山、江枫、蓝英年老师在上世纪80年代送我的书。当我在一片荒漠里艰难跋涉时，他们的关怀和支持就是一股股甘泉，滋润我，鼓舞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