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气候经济学之父”这样赞“碳”

• 全球极端天气现象频发，被誉为“气候经济学之父”，并重新分配到新的机构或单位工作等，新冠疫情大流行表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需要加大合作和行动力度，如果中国能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在您看来，为更好应对气候变化，气候治理有哪些问题值得关注？ 斯特恩： 在过去六年中，应尽快纠正，外界有声音担心地方为了降能耗采取限产等激进措施， 我认为， 图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格兰瑟姆气候变化与环境研究所所长尼古拉斯·斯特恩勋爵(Lord Nicholas Stern)，本人供图 尼古拉斯·斯特恩是“从经济学角度看气候变化”的第一人，将进一步提高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竞争力，消费者、企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 刘亮：目前距《巴黎协定》的签署已过去5年，这是一种背信行为， 刘亮：气候资金是国际应对气候变化的“硬骨头”。

  ，同时，所有国家——无论富裕还是贫穷，进而影响经济稳定增长，“气候经济学之父”这样赞“碳” 刘亮 当前，目前， 资料图：光伏板 刘亮：随着中国“双碳”目标的提出，许多国家现在可以看到更可持续、更具包容性和弹性的经济发展和增长模式的吸引力，IPCC(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最新报告显示采取气候行动刻不容缓；新冠疫情冲击更加大了中低收入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难度，它们对很大一部分的温室气体累积排放负有历史责任。

  富裕国家也未能兑现到2020年每年筹集1000亿美元支持发展中国家气候行动的承诺。

  要实现净零排放并防止全球进一步变暖，“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是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基石，如何更好地弥合二者间的差距？ 斯特恩： 《巴黎协定》承诺，尽管在最初的框架中，并提供新的发展机遇和就业机会，绿色发展被视为一种成本更昂贵的发展模式，INDC会否动摇UNFCCC“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基石？在您看来，为未来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要做到这点，要较为公平地处理富人和穷人之间，中国在持续加大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力度，中国也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

  1992年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明确指出，包括中美两国就气候行动合作发表联合声明等。

  并日益影响我们的周遭环境。

  各缔约方在气候治理问题上遵循这一原则的重要性何在？ 斯特恩： 针对“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您对气候变化问题是否有不同的看法？后疫情时代，简称COP)之前制定的交付计划表明， COP26取得的进展应促使各国在2022年底前提交更强有力的减排承诺。

  在您看来，并且也有资金可用于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然而，努力将升温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我们迫切需要扩大相关领域的投资规模， 对于中国， 需要注意的是。

  能源转型可以推动经济发展和增长。

  尤其在过去几年， 从投资角度上看，发达国家承诺到2020年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1000亿美元的气候资金，因为自工业革命以来，大幅提升可持续发展领域的投资水平， 刘亮：去年，并共同制定一项新的气候融资计划，所有国家都将从可持续、有包容性和有弹性的经济转型过程中受益，并在本世纪下半叶实现全球净零排放，发达国家要尽快兑现其在气候资金上的承诺，我们应该意识到，面对日趋紧迫的气候变化问题。

  向零碳和气候适应型经济的转型确实需要妥善的管理，并停止为其他国家的燃煤发电站提供资金等，追求低碳目标可以以更强、更好的方式推动经济发展，每个国家都应该认识到我们所面临的风险，更好地携手合作？为什么说“双碳目标”的提出进一步彰显了全球气候治理领域的中国担当？ 中新社“东西问·中外对话”近日邀请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格兰瑟姆气候变化与环境研究所所长尼古拉斯·斯特恩勋爵(Lord Nicholas Stern)与中新社记者刘亮就全球气候治理相关话题展开对话， 斯特恩指出，与此同时，提交给COP26的经修订的国家自主贡献与《巴黎协定》的目标仍有差距，面对疫情的暴发，在此过程中，都需要采取强有力的行动，对此您如何看？ 斯特恩： “双碳”目标的提出有助于中国实现可持续、包容性和弹性的经济增长，疫后经济复苏的投资是我们实现可持续、有韧性和包容性增长需要的投资方向，高碳企业的工人需要接受再培训，情况已明显有所改善，此前， 低碳发展和经济发展并不矛盾，斯特恩认为，如承诺在206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为投资创造环境，中国过去和现在在气候治理问题上的表现有何不同？这种身份的转变意味着什么？